中国古代医学文化
编辑：企业文化与文化墙可视化制作专业平台│挂图大师 发布时间：2012-12-10 点击：3565
中国古代医学文化
中国古代医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也是中国医院文化的源
头，她几千年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浩瀚的医学典籍，丰富的临床经验，独特
的医疗技术，至今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为今天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着丰富
的营养。概括起来，中国古代传统医学文化有6个方面的特征:
一、勇于探索的精神
我国古代医学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与疾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积累形
成的宝贵财富，一代代圣哲先贤和仁人志士怀着济世救民的社会责任，上下求
索，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
着历史的进步，造就了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医学文化。
1.先秦时期传说中华民族的先祖隧人伏羲氏见其民吃生的食物而导致
疾病，便钻木取火，烧烤食物，使人不生病，伏羲氏还发现了药物发明了用石针
针灸的方法为百姓治病。《路史·后纪》载:“伏羲氏尝草制贬，以治民病，而人
滋信”。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神农氏为解除人民的病苦寻找药物，曾一日
尝七十毒，表现了祖先为民的伟大献身精神。《通鉴外纪》载:“古者民有疾病，
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
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之一《神农本草经》便是以神农氏的
名义所作。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轩辕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医学研究的带头人，
根据他与他的臣子雷公、岐伯等人研究医学的记载，形成的我国最早的医学典
籍《黄帝内经》，奠定了我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
2.秦汉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瘟疫流行，为解除老百姓疫病之
苦，救民于水火，许多医学家淡泊功利，精研医术，行走民间。“建安三神医”董
奉、华佗、张仲景是杰出的代表人物。董奉隐居深山，为百姓看病分文不取，病
人好后只要栽种一棵杏树，日久成林，被传为“杏林佳话”。华佗多次拒绝做官，
一生行走民间为老百姓看病，首创我国古代全麻手术，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外
科鼻祖”。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
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
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
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
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
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3次，灵帝时大
疫5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
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
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
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10年，有
2/3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7/10。张仲景从小面对瘟疫的
肆虐，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
张仲景痛下决心，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立志做个能解救人民疾苦的好
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
自序)。他10岁左右时拜当时的名医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一生不仅“勤求古
训”，仔细研读《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肪药录)等古代医书，还
“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对民间喜用的针
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
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
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
实践，不断丰富了自己的临床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
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共十六卷的《伤寒杂病论)不朽之作。(伤寒杂病
论》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
医学典籍，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
的重要医籍。清代著名医学家张志聪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
（《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我国医学史上的重
要地位，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3.晋唐时期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医学的大发展时期。一批医学家执著
探索，为我国古代医学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创著(脉经)，
奠定了中医脉象诊断学的坚实基础，在中医诊断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隋朝太医
博士巢元方倾毕生精力主持编著了《诸病源候论》，对后世中医发展产生了巨大
影响，等等。在这些医学大家中，首推的还数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唐代大医学
家孙思邀。孙思邀自幼聪明过人，7岁开始读书，有过目成诵的天才。因为少
时患疾，从小立志学医。孙思邀的家乡，盛产药材。青年时期的孙思邀一面学
习医书，一面不畏艰险，手执小镐，身背药篓，穿山越岭，攀登陡崖，进山采药。
他走遍家乡的名山大川，还经常到“五台山”(今陕西药王山)采药。他采药回
来，亲自将药进行晾晒、加工，有时还亲自试用。苦、辛、酸、甜、咸，究竟是哪种
滋味?寒热敛泻，究竟对人体发生什么作用?他都要亲自品尝。孙思邀20岁
时，医道学成。他一心一意用自己的精湛医术为穷苦百姓服务，凡是没有钱看
病的人，他不但不收诊费、药钱，还腾出房子给远道来的病人住，并亲自熬药给
病人喝。不论三更半夜，还是狂风暴雨，只要有人请他看病，他从不推辞，一定
立刻赶去救治。孙思邀对医术精益求精，在医疗实践中，他还发现了许多新的
疾病，创造出许多新的治疗方法。世界上第一个眼科疾病夜盲症的发现者是孙
思邀，找到治疗方法的还是孙思邀。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一个重要发现和突
破。那时，山区的老百姓中，有的人白天视力正常，一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
了，感到奇怪，便找到孙思邀诊治。孙思遂经调查发现，患这种病的都是穷苦
人，他看到穷苦百姓劳苦终日，得不到温饱，更缺乏营养食品。他想到医书中有
“肝开窍于目”的说法，又想到五台山区的飞禽和野羊、野猪很多，便让夜盲症病
人吃捕获动物的肝脏。病人吃上一段时间，夜盲症便慢慢地好转了。同时，在
当地有几家富人找他看病，他看到病人身上浮肿，肌肉疼痛，浑身没劲，孙思邀
诊断为脚气病。他想为啥穷人得的是夜盲症，富人得的是脚气病呢?这很可能
也和饮食有关系。他比较了穷人和富人的饮食，富人多吃精米白面，鱼虾蛋肉，
而穷人多吃五谷杂粮，他仔细一分析，粗粮内夹杂着不少米糠鼓子，精米白面把
这类东西全去掉了。他估计脚气病很可能是缺少米糠和鼓子这些物质引起的。
于是他试着用米糠和麦鼓来治疗脚气病，果然很灵验，不到半年，许多富人的脚
气病都陆续治好了。孙思邀一生淡于名利，潜心医学，隋文帝曾召他为国子博
士，唐太宗要授他爵位，唐高宗让他做谏议大夫，他都一一谢绝，立志做一名济
世活人的医学家。在学医过程中，孙思遂除手不释卷地学习医学著作外，还特
别注意向民间寻求经验，广泛搜集民间单方验方。他经过一生近百年的时间，
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和《千金翼方》三十卷等医学巨著，集7世纪以前
中国医学之大成，充实和扩大了我国的医学宝库，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伟大的贡献，被后世尊称为“药王”。一千多年来，他不仅永远活在广大医务
工作者当中，而且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受到老百姓的世代供奉。
4.宋元时期由于连年遭受战争，疾病丛生，原有医疗水平已不能满足社
会需要，不少医学家均认识到“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医学家为适应疾病救治的
需要，纷纷研究创立新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刘完素、
张元素、朱丹溪、张从正“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字守真，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人，中医寒凉学派创始人，世人
又称其为“刘河间”。刘完素所处的时代，是南宋和金对峙的时代，此时烽烟
四起，哀鸿遍野，百病丛生。当时朝廷要求医生治病必须使用《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中的药物。当时许多医生受了影响，也习惯性地使用书中的药物，很少
能自己进行辨证处方，对疾病治疗效果不好。刘完素是个求真务实的人，目
睹人民在异族统治下的痛苦，不愿跟官方同流合污，金朝皇帝章宗3次聘请
他出来做官，都被拒绝了。他反对朝廷要求使用(局方)，又不可随意加减的
规定，他认为处方用药，要因人而异，应视病人的身体状况，所处的环境和疾
病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用药，不可一成不变。他一生精研《黄帝内经》，对《内
经》有其独到体会，提出人身之气皆随五运六气而有所兴衰变化，指出运气常
变，应当掌握其规律，又阐发(内经》之病机十九条，认为人体致病皆为火热，
治病需从寒凉法入手，以降心火、益肾水为第一要旨。因此，提出了使用寒凉
的药物来治疗当时横行肆虐的传染性热病的主张，结果疗效非常惊人，使用
这种方法，他治好了许多人的病。因为他在医学理论上强调“火热”之邪治病
的重大危害，所以，后世称他的学说为“火热论”。又因为他在治疗上主张用
清凉解毒的方剂，故后世又称他为“寒凉派”。他自己独创的方剂凉隔散、防
风通圣散、天水散、双解散等，都是效验颇佳的著名方剂，至今仍在广泛应用，
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元素 字洁古，金之易州(河北省易县军士村，今水口村)人，中医脾胃学
派创始人，世人又称其为‘·张易水’，。张元素在(内经)脏腑理论的启示下，结合
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生
理、病理、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较前又有提高。除心包络之外，他对于每一脏
腑均从生理、病理、演变、预后以及治疗方药等方面进行阐述，各成体系，较为系
统。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张元素尤其对
脾胃病的治疗，有着比较系统、完整的方法。他将脾胃病的治疗总结为土实泻
之，土虚补之，本湿除之，标湿渗之，胃实泻之，胃虚补之，本热寒之，标热解之等
具体治疗原则。他根据脾喜温运，胃宜润降的生理特点，分别确定了治脾宜守、
宜补、宜升，治胃宜和、宜攻、宜降等治则，为后世进一步完善与深化脾胃病辨治
纲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张元素还对药物学有独到的研究。他认
为，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脏腑的效用所以不同，是因为其各归于某一经的缘故。
因此，了解药物的归经，就可以掌握其药效特点。比如类泻火药，黄连泻心火，
黄答泻肺火，白芍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黄荃又泻大肠火，石膏则
泻胃火。柴胡泻三焦火，必佐以黄荃。用柴胡泻肝火，必佐之以黄连。所以，都
是泻火药而药效不同，就是由于它们的归经各不相同。如果用药不辨归经，无
的放矢，则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归经理论的发明，是对中药学理论的重大发
展，它说明了为什么不同的药物在临床上取得不同疗效的道理，既是临床经验
的很好总结，又为辨证施治遣药处方提供了中药效用的理论依据，推动了中药
学的发展。
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婆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中医滋阴学派创
始人，因其家乡有条美丽的小溪叫丹溪，世人又称其为“朱丹溪”。朱丹溪小
时候，读书能过目成诵，日记千言，言章辞赋，一挥即成。他年轻时潜心朱程
理学，学识渊博，为“东南大儒”。他30岁的时候，因老母患严重的胃病，请了
许多医生治疗都治不好，原来这些医生，大都医术粗劣，受当时社会风气影
响，盲目搬用《局方》，开的药大同小异，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有。这使他深深
体会到:“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养亲不可缺”(《丹溪心法》序)。于是他立
志学医，日夜攻读《素问》，“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克服了学习上的种种
困难，经过5年的勤奋苦学，不仅治好了母亲的病，而且为日后从医打下良好
的基础。后来，他的老师许谦卧病日久，他更加潜心钻研医术，学业大有长
进，朱丹溪42岁时，治愈了老师多年的顽疾。后来，朱丹溪先后到吴中(今江
苏苏州)、宛陵(今安徽宣城)、南徐(今江苏镇江)、建业(今南京)遍访名医。
朱丹溪45岁时打听到名医罗知梯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他日夜兼程，赶到杭
州，长立风雨中，乞求罗知梯收他为徒，罗知梯深为他的精诚感动，收他为徒，
悉心传授，使朱丹溪的医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朱丹溪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
不仅医术上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在医学理论上对火热病有深入的研究，提出
了二相火论”的医学理论和施治原则。他将火证分为实火、虚火与郁火，并提
出火证的三大治则:实火可泻、虚火可补、火郁当发。朱丹溪认为“相火”是推
动人身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但是相火妄动，就会产生病理性的变化，以致“火
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其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可见，相火既
有推动人身生命活动的一面，如果反常妄动，又有‘.煎熬真阴”，而使人生病的
一面。因此，朱丹溪又有“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主张“滋阴降火”，倡导
滋阴学说。朱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丹溪学说在我国影响
深远，还于15世纪时传入日本，对日本医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迄今日本仍
沿存有“丹溪学社”。
张从正 字子和，号戴人，金朝唯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为“攻邪派”的
代表。张从正幼喜读书，经史百家无不涉猎。因家世业医，对医学造诣尤深，精
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书。张从正治学态度严谨，求在务实，立论必以
古代医学文献为依据，在病因分类方面，他在刘完素的基础上，将临床各种疾病
按病因分为风、暑、湿、火、燥、寒六大门类，比刘完素五运六气归类法，执简驭
繁，更加切合实用。在治疗方法上，张从正则从疾病发生的实际出发，认为那气
是一切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主张治病必先祛邪，邪去则正安。指出风、暑、火、
湿、燥、寒为天之六邪，发病多在乎上(外);雾、露、雨、雹、冰、泥为地之六邪，发
病多在乎下;酸、苦、甘、辛、咸、淡为人之六邪，发病多在乎中。于是，他根据《内
经》“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
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的论述，提出治疗疾病必先祛邪，而祛邢则应以汗、吐、
下攻病三法为主。具体地说，凡风寒之邪在皮肤经络之间所致的疾病，可用汗
法;凡风痰宿食在胸隔或上院所致的疾病，可用吐法;凡寒湿病冷或热客下焦
所致的疾病，可用下法。正由于张从正倡言汗、吐、下攻病三法，所以后世称
他为“攻邪派”。张从正经过多年的医疗实践，不仅丰富了汗、吐、下三法的内
容，扩大了三法的治疗范围，而且在运用中达到了十分精确熟练的程度。他
说:“识练日久，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也”。元代医家吕复也
说:“张子和医，如老将对敌，或陈兵背水，或济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对
其学术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张从正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介绍几十年
来的临床经验，曾写了十余种医学著作。后来其门人将这些著作辑为一书，
名曰(儒门事亲}，意思是说“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而“为人子者，不可不知
医”。该书共十五卷，详细论述了汗、吐、下三法的学术主张，记载了各科疾病
的临床治疗，有不少精辟的论断和创见，并附有较多的医案，对我国古代医学
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5.明清时期王晓鹤和王永杰(医学发展简史)说:“明清疫病的数次大流
行，促使当时的医学家在金元四大家对温病认识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继明末吴有性对温病病因和发病特点、治疗原则的开拓，清代医学家建立了系
统的温病学体系，使温病脱离伤寒而独立成为明清乃至中医学发展史上最重大
的成就”。明清之际，“我国还发明了人痘接种技术，成为当时世界人工免疫学
的先驱，对天花流行的认识和人痘的接种术的发明，是明清中医学又一突出成
就，祖国医学至此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水平”。还是列举两个典型人物，让我们
感受一下明清时期医学家的追求。
李时珍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薪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薪春县薪
州镇)人，中国明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
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在他父
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
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
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
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薪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
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
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
“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
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教，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
的，砍柴的，打猎的，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
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
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的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
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
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解释出来了。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
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薪蛇，
即薪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癫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
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山里捕来
的，不是真的薪蛇。那么真薪蛇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
人告诉他，薪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因其
有特殊的疗效，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
贡。薪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薪蛇。李时珍追根究
底，要亲眼观察薪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狡貌洞，洞
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薪蛇喜欢吃
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不顾，到处寻找。在捕
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薪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
样深入实际的调查，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
明准确。说薪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
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薪蛇的捕
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
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
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薪蛇与外地白花蛇的
不同地方:“出薪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
r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
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
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
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岳太和山(武当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
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
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功效。于是，
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
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
殊功效。鳗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
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
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
是否正确，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
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
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掀开蚁穴，进行舔食，
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正确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
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
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
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多幅，成了我国
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
出成就。《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
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
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
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
莫斯科大学的长廊里，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
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
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
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
(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
非常伟大。”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清代名医。
叶天士少承家学。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时名医。叶天士从小熟读(内经》、
《难经》等古籍，对历代名家之书也旁搜博采。叶天士12岁时随父亲学医，父亲
去世后，家贫难为生计，他一边开始行医应诊，一边拜访名医继续学习。他聪颖
过人，闻言即解，一点就通，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见解往往超过教他的老
师。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
行弟子礼拜之为师，必待学成后始归。从12-}-28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
17人，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叶天士母亲患病，他总治不好，又请遍城内外名医，也不见效。他便问仆人
本城有无学问深而无名气的医生?仆人说后街有个章医生，常夸自己医术比你
高明，但请他看病的人寥寥无几。叶天士吃惊地说:“出此大言，当有真才实学，
快请来!”仆人请章医生时说太夫人病势日危，主人终夜仿徨，口中反复念着“黄
连”。章医生到叶天士家诊视老太太后，细看过去的药方，很久才说:“药、症
相合，理当奏效。但病由热邪郁于心胃之间，药中须加黄连。”叶天士一听便
说:“我早就想用黄连，因母亲年纪大，恐怕会灭真火。”章医生说:“太夫人两
尺脉长而有神，本元坚固，对症下药，用黄连有何不可?”叶天士很赞同，结果
两剂药病就好了。以后叶天士逢人便说:“章医生医术比我高明，可以请他
看病。”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疹痘等证，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
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
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框框，
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天士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
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邢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
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
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4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
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
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弥补了张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
除精通医术外，叶天士在其他学问的研究中也具严谨精细的治学精神，
博览群书，学究天人，使医术和学术相得益彰。他觉得“学问无穷，读书不可
轻量也”。虽身享盛名，而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后人也说
他“固无日不读书也”。他在医学中治病救人的仁者之心，也体现在他的待人
接物方面，故后人赞其“内行修备，交友忠信，以患难相告者，倾囊拯之，无所
顾藉。”
在整个中国医学史上，叶天士都是一位具有巨大贡献的伟大医家。后人称
其为“仲景、元化一流人也”。他首先是温病学派的奠基人物，又是一位对儿科、
妇科、内科、外科、五官科无所不精，贡献很大的医学大师。史书称其‘’贯彻古今
医术”，他是当之无愧的。无论其医学理论，治学态度，尤其是他那种尊重同道，
谦恭好学的精神，非常值得后人学习。
在我国医学史上，还有无数心系百姓，胸怀苍生，济世救民的医学家，正是
他们自强不息，勇于求索的精神，推动着我国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我国灿烂的传
统医学文化。
二、整体辩证的思维.
中国传统医学对人生命现象的研究，始终坚持天人合一、有机联系的整体
观和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的辩证观。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理论基
础，而且对现代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观，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把人本身看成一个
统一的、有机联系的、密不可分的整体。构成人的物质元素、形体结构、功能运
动，必须实现完美的协调一致和高度的内在统一。否则，哪个方面、哪个环节、
哪一点上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人体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人体疾病的产
生。正因为如此，人一旦出现病情，中国传统医学在对人的病情进行诊断和治
疗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整体出发，考察病情的内在联系和致病
原因，实施整体的调节和治疗，恢复人体整体的协调健康。不是顾此失彼，治了
此病，造成彼病。
二是把人与宇宙、天地、自然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密不可分的整
体。认为人与宇宙、天地、自然有着密切的相互对应关系，也就是“天人合一”。
人的活动应该遵循宇宙之大道、天地之法则、自然之规律，否则，就可能危害人
体的健康，导致疾病的产生。比如，春发、夏长、秋收、冬藏是世间万物消长的自
然规律。人穿衣戴帽、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也受这个自然规律的影响和支配，
适应这个自然规律，按照这个自然规律去做，人与外界和谐相处，身体自然安
康。否则，就可能受外界气候变化的侵袭，导致疾病。人体不仅受四季气候变
化的影响，而且受地理环境变化的影响。人长期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对
特定的地域环境产生了依赖与适应，一旦离开这个地域环境，不能适应新的地
域环境，也可能因此产生疾病。人们常说“水土不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
国传统医学在指导人保健和治疗人疾病上，都十分注重把人放在整个自然环境
中去考察人的病因，调整人的身心，使人体与整个自然环境相适应，相平衡，相
和谐，以得到驱除疾病，强身健体的效果。
三是把人与社会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密不可分的整体。真正
意义上的“人”，不仅是一个“自然人”，更是一个“社会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人生活在社会里，受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制约。人生活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过着不同的社会生活，由于人
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不同，日积月累，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疾病。所
以，中国传统医学在指导人养生保健和治疗人的疾病上，还十分重视把人放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把握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注重对人的心理调
适和心灵关怀。
中国传统医学辩证观认为，既然人体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与自然也
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那么，相互之间必然产生相互制约的关系。某一部位的
病变必然影响其他部位甚至整个机体的正常运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讲
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中国传统医学在对疾病的治疗上，总是从整体着眼，从
整体出发，采取辨证的方法，探究发病的原因，找出相互之间内在的联系，进行
辨证论治。
中国传统医学的辩证思想，以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为主要内容，构建起了一
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认为阴阳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人与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是由阴阳对立统一构成的整体。阴阳
平衡，人体功能正常运行，人处于健康状态;阴阳失衡，阳盛阴衰或阴盛阳衰，人
体功能打破正常运行的规律，人就会产生疾病。所以，中医在治疗疾病上以调
适阴阳平衡为根本，主张补而不腻，攻而不破，清而不寒，温而不燥，降而不沉，
升而不亢，发而不散，收而不敛。阴阳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矛盾运
动。可以说阴阳辩证思想，具有现代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相对论、矛盾论、辩证
法思想的精神。
五行生克，是古代先哲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从世间万事万物中归纳抽象
出代表事物属性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称之为五行。认为世间万事万
物都可以对应归属为这五种属性。五行之间的关系也是互为依存，互为条件，
相生相克，从根本上来说遵循阴阳平衡的辩证法则。就人体来说，人的五脏与
五行一一对应: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相生相克，五脏
也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因此，中国传统医学在养生保健，治疗疾病上，通过调
理五脏之间的关系，保持五脏之间的平衡，使五脏之间处于互生互养的良好状
态，以实现防病除疾，健身延年。
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辩证思维，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
中国古代圣贤先哲为探究“人”在“天地”之间生存之道，把“天地”作为一个大
“实验室”，只身其中，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中析人事，观乎其“象”，穷极其“理”，
悉心体验，精微探究。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对人的身体功能一人的
精神状态一人与自然环境一人与社会环境全面关照的医学模式，要比西方在实
验室里实验考证的基础上，形成的机械生物医学模式，对人类的全面发展更具
有深远的意义。
西方在细胞病理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物医学模式，无疑在医学的发展
上是一大进步。但是，生物医学模式过度专注从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来探寻
病因、病机与防治方法，而对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感受，人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认识不够，关注不够。这导致了生物医学模式的机械性，也造成
了当今在医学领域“技术至上”，医务人员“只关注病不关注人”本末倒置的普遍
现象。西方医学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的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才提出了“健
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完美状态’，的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
美国医学家恩格尔提出了“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他明确指出了生物
医学模式是不完整的，它只考虑了生物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如病人在精
神、心理方面的需求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在整体辩证思维下形成的“对人的身体功能一人的精
神状态一人与自然环境一人与社会环境全面关照的医学模式”，不能不说是现
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蓝本。20世纪卓越的物理化学家、“耗散结
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教授在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
指出:“中国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
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整体辩证的思维，不仅架构起了我国传统医学和传统医学文化的宏大体
系，而且至今启示着人类医学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整体辩证的思维是正确认
识医学，对待医学和发展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今医学界，只有真正确立
整体辩证思维在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才能很好地纠正“技术至
上主义”或者叫“实验室至上主义”下造成的一些医务人员在医疗实践中’‘只见
病不见人”、“只看病不看人”、“只研究病不研究人”或者“只管此病不管彼病”、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把人当‘.机器”看待的简单、冷漠、缺乏人性的医疗行为和
医疗作风，还原医学的人文光芒。
三、以人为本的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远古，人类的祖先以及在人类
发展过程中的圣哲先贤，怀着对“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类如何生存怎样
发展”的强烈忧患，面对浩瀚的宇宙和复杂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命运进行着苦
苦的探索。正是他们对宇宙自然现象和人的生命现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细致
入微，穷极其理的观察、推演、体验、感悟，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群经之首(易经)为
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体系。而在构成这一哲学体系的“天”、‘’地”、“人”三者之
间的关系和生衍变化的规律中，又始终把“顶天立地”的“人”摆在首要的核心的
位置。探究“天”、“地”之运行规律，以及“人”与“天”和‘’地”的关系，根本目的是
为了“人”怎样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古圣
先贤在反复的取象类比过程中，逐渐发现和形成了“天”、“地”与“人”一一对应
的相互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把“天”和“地”比
作一个大宇宙，把“人”比作一个小宇宙，人居宇宙天地之中，与宇宙天地融为一
体，彼此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思想
体系蕴含着“人”应认识自然规律，把握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
处，共同发展丰富内含。
在“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医学从产生到发展，始终
坚持和贯彻了“以人为本”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医学家，首先是具有中
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次才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指导下，对
人的生命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探究和关照的医学家。追溯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
历史，没有一位有成就的医学家是纯粹以医疗技术立身的。这与西方医学发展
史上曾经把“人”抛开，以纯粹研究“疾病”、“‘器官”、“细胞”、“细菌”的医学家有
着根本的区别。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首先关注的是一个整体的、与自然环境
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活生生的“人”;其次关注的才是附着在“人”身上的
“疾病”;而对附着在“人”身上“疾病”的治疗，是以对“人”的正常功能和状态从
整体上进行调适、恢复为目的，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表面地，割裂地对
“疾病”现象的简单抑制或单一消除。
第一，中国传统医学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生命为本。唐代大医学家孙
思邀有感于百姓因病穷困不堪，有的得不到治疗而死的悲惨景象，说:“人命
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宋代医学家史堪在《史载之方》中说:
“医者之精粗，病者之性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得失之间，死生性命之所
系，医之道不得不为之难也。”清代医学家年希尧在(本草类方)中说:‘’夫用药
如用刑，误即便隔死生。盖人命一死不可复生，故须如此详谨，用药亦然。”明
代医学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说:“医道，古称仙道也，原为活人……医乃
生死所寄，责任非轻，……告我同志者，当以太上好生之德为心，慎勿论贫富，
均是活人，亦是阴功。”可见，历代医学家都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对人的
生命，不分贫富，人人平等的关怀、尊重和敬畏，是古代医学家“以人为本”思
想的重要体现。
第二，中国传统医学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健康为本。(黄帝内经》认
为，医学的目标就是让人健康，也就是不生病。什么样的人不生病呢?(黄帝
内经)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平人者不病”。何谓平人，就是按照阴阳平衡的
辩证法则，保持中道，阴阳平衡，不偏不倚，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的人。否则，
“太过”或“不及”都会产生疾病。中国传统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是:“.疾”字
里面是“矢”字，“矢”字指伤人之箭，人的身体被箭所伤谓之“疾”，所以，
“疾”指的是形体的毛病。“病”字里面是“丙”，丙是天干，天干属火，火出于
心，所以“病”指的是心理的毛病。因此，中国传统医学所说的“疾病”，就是
“身有疾”和“心有病”。所以，“平人”又包括人的“形”平和人的‘.神”平两
个方面，“形”平谓之“健”;“神”平谓之“康”;“形”与“神”皆平，才谓之“平
人”，谓之“健康”。可见，中国传统医学对人的健康关注之精微，探究之深
入，见解之精辟。有了这样的疾病观、健康观，可以很好地指导人们去预防
疾病，保持健康。
第三，中国传统医学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和谐为本。俗话说:‘.疾从外
来，病由心生”，“贵在守平”。中国传统医学的疾病观、健康观，实际倡导的是
一种人保持“内在和谐”和“外在和谐”的和谐观。“疾从外来”，那么，外来的
什么东西导致人’‘疾”呢?(黄帝内经)指出是“虚斜贼风”的侵害。古人讲“风
为百病之长”，一天昼夜之交替，一年四季之变化，首先表现为“风”的变化。
冬天容易外感风寒，夏天容易外感风热;南方湿气对人体侵袭较重，北方干燥
气候对人体影响较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化的环境里，空调冷气对
人体的侵害，电脑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等等，都属于.‘虚斜贼风”的侵害。这只
是一种概略的说法，实际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致病因素还远不止这些。所
以，人要避免受外界因素的侵害，就要充分地认识自然，适应自然，顺应自然，
使人的各种活动与自然规律相符，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就能减少外来侵害
或避免外来侵害，防止身体成“疾”。“病由心生”指的是“内在的和谐”。《黄
帝内经》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里讲的就是一
种内在和谐的境界。内在和谐就是要让人的“心情”处于一种.‘中和”的状态。
(中庸》里面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人
在遇到喜、怒、哀、乐时，能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但是常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人总会随着喜、怒、哀、乐有自然的心理流露和情绪表现。但是要把这种心理
流露和情绪表现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就是要有节制，要把握住“度”。只要
不过度，发之于情，发之于理，不仅无害，而且可以防止抑郁成“病”。所以《大
学》里讲:“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
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人的愤怒太多，恐惧太多，好乐太多，忧虑太多，
就会打破和谐的心理状态，就会有致“病”的因素产生。所以，中国传统医学
十分重视人的修身养性，通过自身的修炼，达到能够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
和谐相处的圆融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人的健康的境界，生命的
境界，‘.以人为本”的境界。
四、医乃仁术的理念
“仁”是中国古代人们所崇尚的一种美德，《诗经》中“询美且仁”、“其人美且
仁”，指的就是人美好、善良之品行。孔子发扬了“仁”的学说，儒家学说成了以
“仁”为核心的“仁学”。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仁者爱人”。“仁”表现为人与人
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的“爱人”思想从“爱亲”开始，然后推及到’‘爱众”，他指
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说“仁”首先表现为对
父母兄弟姐妹的“孝梯”之爱，其次表现为对众人的爱，这样的品行就接近于
“仁”了。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连自己父母和兄弟
姐妹都不爱的人，能够去爱他人吗?因此，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梯也者，其
为仁之本与?”就是说为人孝梯而又喜好犯上的人是很少见的，不喜好犯上而喜
好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君子追寻事物的根本，根本建立后道会自然产生，孝梯就
是仁的根本。儒家认为“孝梯”是“仁爱”之本。“爱人”是将“孝梯”之爱推及到
对他人的爱，只有像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去爱护他人，这样才有真实的
“爱人”之心。
孔子认为“仁”的实现关键在于自己，在对待他人时，主张换位思考，推己
及人，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
此，他特别强调人要重视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是实
现“仁”的前提和基础，一个德行修养很差的人，是不可能有仁心仁德的。为
了配合人的德行修炼，他进一步整理完善了“周礼”，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
的“礼学”体系，用“礼”来约束、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言行，使‘.礼”成了人们共同
遵守的社会公约和行为准则，用‘’礼”构建起了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社会关系
和社会秩序，也为“仁”的推行和“仁”的实现指明了一条路径。那就是“克己
复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也就是说将自己克制在礼的范围内就是“仁”;一旦大家都将自己
克制在礼的范围内，天下就达到‘。仁”的状态了;追求“仁”要由自己做起，不能
归咎于他人。
中国传统医学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蕴涵着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人文基
因”。特别是受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医者在职业活动中，首先表现为对病人
的同情和关怀，其次才表现为用医疗技术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正如唐代大医
学家孙思遂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所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
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可以说，“先发大慈恻隐
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这种职业动机，职业追求，职业精神，像一条穿越时
空的‘.红线”，贯穿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历史上许多具有忧国
忧民理想和情怀的大儒学家放弃仕途，投身医疗，济世救人，不仅极大地推动了
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而且把儒家的“仁学”思想充分地用于指导医疗实践，成
了中国传统医疗行业的职业标准。
历代医学家都把“仁”放在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三百六十行，唯独只有医
生这一职业被公认为是一种“仁术”。几千年来“医乃仁术”不仅成为从医者的
共同追求，而且成了社会的普遍共识。
古代医学家对“仁”的孜孜追求，从他们的医学著作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
明。许多医学书籍的书名被冠以“仁”字，如《仁术志》、《仁斋直指》、《仁斋小儿
方论》、《仁术便览》、(仁端录)等等。古代医学家对“仁”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宋
代名相范仲淹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篇》开篇中
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医灯续焰·医范)中说:“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乃
仁术”;(医灯续焰·袁氏医家十事》中说:“医为人之司命，生死系之，用药之际，
须兢兢业业，不可好奇而妄投一药，不可轻人命而擅试一方，不可骋聪明而逮违
古法”;(世补斋医书)中说:“医也者，以仁存心者也，焉有医而可心乎利者”;(卫
生总微论方·医工论》中说:“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能
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如此然后事必济而功必著矣。若
不能正己，岂能正物?不能正物，岂能愈疾?”……古代医学家不但立言而且
立行，对“仁”躬身践行为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如:三国时名医董奉乐善好
施，为百姓看病从不收钱，病人病情较轻治好后在他隐居处栽杏树1棵，病人
病重治好后在他隐居处栽杏树5棵，四面八方的病人闻讯而至，数年之后杏
树成林，被传为“杏林佳话”。元代名医朱震亨四面八方的病人请他没有不到
的，雨雪天气也从没有停止过出诊，即使百里之外的病人求救也从不嫌远，出
诊路上还经常劝说随从的仆人“病人度日如年，我们不能贪图自己安逸。”清
代名医何元长对病人体贴入微，特别是遇到危重病人，他总是耐心地给予安
慰，等病人离开将病情暗地告诉家人并退回诊费。他常对学生说:’‘病人病
重，生死全听我一句话，如果对病人说出病情，必然给病人精神压力，促使病
人死亡，所以遇到这样的病人要多给予安慰。”真可以说，“医乃仁术”是中国
古代医学文化的一大亮点。
五、大医精诚的境界
“精”是指专一，深入，精益求精;“诚”是指真诚，诚信，忠诚不渝。一名医生
只有精钻细研，才能练就高超医术;只有对病人忠诚不渝，才有精研医术的高昂
热情和不竭动力;只有具备了.‘精诚”的品质，并且坚持不懈，才能成长为一代
“大医”;可以说“大医精诚”是中国古代无数伟大医学家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
伟大医学家对后来从医者的殷切昭示。
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大医精诚”的认识和论述已经十分深刻和精辟，所以，
在此想引用古代医学家的几段经典论述，希望从中能够感悟到古代医学家大医
精诚的境界，得到启示和激励。
一是《黄帝内经素问·征四失论》:“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
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
故时疑殆。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
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贬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矣。不适贫富贵戏之
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类比，足以自
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矣。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
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
之四失也。”
从《黄帝内经素问·征四失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中国古代作为一名医
生，如果要做到在论及的四个方面没有失误，必须怀着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态
度，精钻细研，体察入微，精益求精。否则，就有可能疏于“四失”。
二是《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
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
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
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
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
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
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谨，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唯天文，并须探晴，若
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备急干金要方·大医习业》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要成为一名大医，不
仅要精通中国古代素问、甲乙、黄帝针经等所有医学典籍，而且要熟悉人体十
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所有功能和结构，还要切实学习掌握张仲景、王
叔和、阮河南等诸多医学大家创造的理论和经典要方。即使这样还不够，还
必须懂得并且善于运用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灼龟五兆、《周易》六壬等分
析推理的辩证思维方法，否则，就像盲人夜游一样，举步维艰，动则有失。
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博览群书，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古今历史，
天文地理等等，如果能够通过经典著作丰富自己的人文知识，加强自身修
养，对于成长为一名好医生是有极大帮助的，这样也才能在诊治病人中做
到尽善尽美。
三是《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
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
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俞穴流注，有高
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此矣。今
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
而彻之，塞而塑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
故医方卜览，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
便谓天下无病不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
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凡大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v}l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
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戏贫富，长幼妍贵，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
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暗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
有之，深心凄伦，勿避险峨?昼夜寒署，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行迹之
心，深心凄·沦，如此可做苍生大医，反之则是含灵巨碱。自古明贤看病，多用生
命以济危急，虽曰戏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
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蛇
虫、水蛙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
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有及也。
其有患疮痰下痢，臭秽不可晗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
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
意深心，祥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
惑，唯当审谛草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
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援迭荐，食知无味;
酥绿兼陈，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
不为，斯盖医之本也。”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管
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症一病，侧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
医人之青育也。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栽?”
“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
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怒之
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不可耻言之都但也!”
《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从医德和医术两个方面对怎样成为一名
受人敬仰的好医生做了最经典的论述，在此不想对这篇经典论述多加解
读，只是将其白话译文引录下来，以方便读者对原文的理解，相信通过这篇
经典能够体会中国古代伟大医学家的追求和境界，能够从心灵深处唤起今
天更多医务人员做一名好医生的本性和良知，激发做一名好医生的责任和
动力。
译文:张湛说:“以经络治疗和方剂为主的医术难以达到精妙的高度，由来
已久了。”现在的病，有实质相同而表征不同，有实质不同而表征相同，所以，五
脏六腑是实证还是虚证，血脉和营气卫气是通畅还是阻塞，本来不是耳朵眼睛
等感觉器官一下子能够查明的，一定要诊明症候然后加以审视。而把脉时寸口
关尺，有浮脉、沉脉、弦脉、紧脉等纷乱难辫的脉象;按俞穴子午流注来针灸，又
有高下浅深的差别;按摩肌肤筋骨，有肌体厚薄、手法刚柔的不同。只有用心精
微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这些。现在，(有些医生)对最精微的事情，用最粗浅的
思维和方法去处置，这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如果实证还用补法，虚证还用泻
法;本来通畅的再彻底撤去防卫，本来阻塞的再去筑坝断流;寒证再给冷药，热
证再给温药，这样去做是加重病人的病情，还想希望他生还，我看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医生、方术、卜卦、占篮，是最难以达到精妙的技艺，既然不是神仙传授，
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呢?世间有自以为聪明的鑫人，读了3年方剂
书，就说世界上没有病不能治;等到行医治病3年，才知道世界上的病没有现成
的方剂可用。所以说学医的人必须博学多思，深入研究弄清楚各种医学的渊
源，精心勤勉，孜孜不倦，不能根据道听途说，就说自己对医道了然于胸，这样会
深深地贻误自己。
凡是大医治病，必须要安定心神和情志，没有其他欲望、渴求的干扰，首先
生发大慈大悲的同情心，发誓愿意救度每一个病人的痛苦。如果有病人求治，
不管病人社会地位高低，是穷是富，是大是小，是美是丑，是冤家还是亲友，是中
国人还是外国人，是有知识的人还是没有知识的人，都要一视同仁，当作至爱亲
人对待。也不能瞻前顾后，考虑医病下药对自己是吉是凶，维护爱惜自己的身
家性命。看到病家的痛苦烦恼，就好像自己感同身受，心底里深深地凄切悲伦，
不避艰难险阻，不怕月黑夜深，不顾严寒、酷署、饥渴、疲劳，一个念头就是赶去
救治，没有显示自己的医术和宣扬自己的事迹的心思。这样才是老百姓欢迎的
好医生，反则，就是对生命最大的伤害者。从古到今，有的名医治病，大多用生
命活体来救治危重的病人，虽然说牲畜的生命低戏，人的生命贵重，但从爱惜生
命的高度说，人和牲畜的生命是一样的。损害其他生命来有利于自己，生物界
都以此作为祸患，何况是人。所以说用伤害牲畜的生命，来延长人的生命，这就
远远背离了生命的本义。我现在的方剂中之所以不用生命活体做药材，就是出
于这样的理念。但像蛇虫、水蛙之类，市场上有已经死去的卖，买来入药，不在
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只有鸡蛋，也可以说是生命，但混沌未分，还没有表现出生
命的特征，一定要在十分危急的时刻，才万不得已忍住对生命的同情之心，用到
方剂里。能够完全不用蛇虫、水蛙、鸡蛋等生命活体入药的人，是有大智慧的
人，我比不上他们啊。有患疮疾、下痢的，恶臭污秽，不堪入目，人们见到了都心
生厌恶，但是，医生必须心生渐愧、怜悯、忧恤、照顾之意，不可以存有一丝一毫
嫌弃厌恶之心，这是我的意愿。
一个有很高修养的大医学家的表现，应该能够使自己的心灵纯净，知
我内省，让人看上去庄严肃静，气度宽宏，堂堂正正，不卑不亢。诊察疾病，
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差
错。虽然说对疾病应当迅速救治，但更为重要的是临证不惑，处置不乱，必
须认真审查病情，周密进行思考，不能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轻率地炫耀自
己才能出众，动作快捷，来沽名钓誉，这样做就太不仁义了!还有到了病人
家里，纵然满目都是华丽的铺设，也不要左顾右盼;琴瑟萧管之声充斥耳
边，不能为之分心而有所喜乐;美味佳肴，轮流进蔽，吃起来也像没有味道
一样;各种美酒一并陈设出来，看了就像没看见一样。之所以这样做的原
因，是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悲痛，满屋子的人都会不快乐，更何况病人的痛
苦，一刻也没有离身。如果医生心安理得地高兴娱乐，傲慢地洋洋自得，这
是人神都认为可耻的行为，道德高尚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大概就是医
生的基本品德吧。
当医生的准则，应该是懊于言辞，不能随意跟别人开玩笑，不大声喧哗，谈
说别人的短处，炫难自己的名声，诽谤攻击其他医生，来夸耀自己的功德。偶然
治好了一个病人，就吊头仰面，自我赞许，认为自己天下无双，这些都是医生不
可救药的坏毛病。
老子说:“一个人公开地有德于人，人们自然地会报答他;一个人暗中有德
于人，鬼神会报答他。一个人公开地作恶于人，人们自然会报复他;一个人暗中
作恶于人，鬼神会来伤害他。”探求这两个方面的行为，阳有阳报，阴有阴报，难
道这是骗人的吗?
所以医生不能依仗自己的专长一心谋取财物，应该发起救济苦难的心愿，
在冥冥的轮回之中感受自己的福报。还不能因为哪个病人有钱，就任意给他开
珍贵的药物，让他难以找到，来炫耀自己的技能，这是不符合儒家忠怒之道的。
我的志向在救人济世，所以琐碎地谈论了这些体会和感受，学医的人不要瞧不
起这些小道理呀。
_O_.断丰病的观食__，
提到中国古代“治于未病”的医疗观念，自然想起中学课本里扁鹊见蔡桓公
的故事:
扁鹊第一次晋见到蔡桓公看了一会儿说:“您有小病在皮肤的纹理中，不医
治恐怕要加重。”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鹤退出以后，担侯说:“医生喜欢给没有
病的人治病，以此捞取功劳。”过了}o天，扁鹊再晋见蔡桓公，说:“您的病在肌
肉和皮肤里面了，不及时医治将要更加严重。”蔡桓公仍不理睬。扁鹤退出后，
蔡桓公很不高兴。又过了io天，扁鹤晋见桓侯，说:“您的病在肠胃里了，不及
时治疗将要更加严重。”蔡桓公又没有理睬。扁鹤退出后，蔡担公又不高兴。再
过了io天，扁鸽远远望见蔡桓公转身就走。蔡桓套特意派人问扁鹤为什么转
身就走，扁鹊说:“小病在皮肤的纹理中，是汤熨的力量能达到的部位;病在肌肉
和皮肤里面，是针灸的力量能达到的部位;病在肠胃里，是火剂汤的力量能达到
的部位;病在骨髓里，那是司命管辖的部位，医药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在蔡担公
病在骨髓里面，我因此不再过问了。"5天后，桓侯身体疼痛，派人寻找扁鹤，扁
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蔡桓公终于病死了。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在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就有强烈的疾病预防
观念。还有一个扁鹊与魏文王讨论医术的故事，更能说明这一点:
有一天，魏文王问扁鹤:“你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魏文王又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
呢?”扁鹤回答:“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疾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
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我二哥治病，
是治病于疾病初期，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局限于本乡。而我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
在皮肤上毅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魏文王
说:“你说的极好。”
扁鹊自己的医术高明，但是他却深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极力
推崇他的两位兄长医术比自己高明，可见一代名医对“治于未病”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医学“治未病”的预防观念，可以追溯到比战国更早时期的文
献，比如在(周易)里就提出了“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的防患于未然思想。在
春秋时期左丘明著的(国语·楚语》中有:“夫谁无疾青(sheng、灾病)?能者
早除之”，‘，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的论述。意思是“谁能没有疾病呢?有才
能的人能够及早除掉它”，“如果你召至疾病而来还亲近它，那离死就没有几
天了。”
《黄帝内经》确立了‘.治未病”在古代医学中的主导思想，《素问·四气调
神论)中讲:“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
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正反
两方面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已成为预防医学的座右铭。《素问·刺热篇》中
讲:“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这里“未发”指的就是在疾病初
期有一些小的征兆时就及时治疗，不使其发展成大病。《灵枢经·逆顺篇》中
讲:“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
之谓也。”也是强调在疾病发作之先，把握时机，予以治疗，从而达到“治未病”
的目的。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著的《伤寒杂病论》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
思想，而且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等多侧面论述了“治未病”的原理、方法，已经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治未病”学说。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邀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阶段，要求
医生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在他著的《备急千金要
方》和(千金翼方》两部著作中，还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生的直接关系，并创
造了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他认为人能否延年益寿与养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两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
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他积极倡导劳动和锻炼，认为“动则不衰，用则不退”，
增强抵御疾病的力量。
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对“治未病”有许多高明的认识，在他著的《丹溪心
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中说:“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
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
以明摄生之理。长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
病之意也。”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对“治未病”的感受是:“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
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他还
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张景岳“谨
于微”道出了“治未病”的关键所在。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先
兆，疾病也不例外，如果能把握疾病的细微征兆，在萌芽状态加以施治，就能够
防止重大疾病的发生。
在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对疾病预防观念的见解和论述浩如烟海，十分丰
富，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社会责任和实质真谛的深刻理解和
准确把握，也体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医学家忧患天下苍生，一心济世救人
的伟大精神和崇高追求，通过他们的大力倡导和模范践行，“治于未病”的预防
观念成了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和医学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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