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医学文化
编辑：企业文化与文化墙可视化制作专业平台│挂图大师 发布时间：2012-12-10 点击：2709
中国近代医学文化
中国近代指从184。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100多年的历史。在这，00多年中，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和发展，逐渐
形成了以西方医学模式为主导的医学体系，中国传统医学受到了较大的冲
击。特别是在这100多年里，国家和民族备受内忧外患之苦，在这种情况
下，无论是一批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教育又掌握了西方先进医学技术的西医
传播者和奠基者，还是一批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中国传统医学家，他们除在
学术上争论和交锋外，在医学救国，济世救民方面，无疑取得了高度的统
一，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写下了浓厚的一笔，这也是近代中国医学文化的
主题。
一、西医传入
这里的“西医”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建立在近代科学技术上的，特别
是以实验观察为手段形成的人体解剖学、血液循环学、器官病理学、微生物学、
麻醉手术学、细胞病理学为基础的一种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被称之为“‘生物
医学模式”，与西方古代建立起来的“体液病理学医学模式”和中国传统医学模
式都有根本区别。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基督教会为促进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在中国开办医院行医治病的方式进行传教，从此西医
开始大量传入中国。虽然在此之前，西医也开始有所传入，但是没有形成气候。
比如，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受聘东印度公司来澳门行医，为数千名儿童接种
牛痘疫苗防治天花;180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李文斯
敦在澳门开办了西医诊所;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伯驾在广州开办了
广州伯驾医院。1840年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中国，外国教会不仅在开放
的口岸建立教堂、学校、医院、诊所、孤儿院等慈善机构，而且快速向内地发
展。1936年《中华年鉴》统计，在全国20个省区教会医院已达到426所，
成为西医传入中国的重要基地。对当时西医传入和后来西医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的医院有广州的博济医院、嘉约翰精神医院，上海的仁济医院、同仁
医院、妇孺医院、广慈医院，北京的安定医院、协和医院，天津的马大夫纪念
医院、妇婴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杭州的广济医院，苏州的博习医院、妇孺
医院，宁波的华美医院、仁泽医院，成都的妇孺医院、牙症医院，长沙的雅礼
医院，汉口的普爱医院，福州的协和医院等。这些医院的开办，特别是外科
麻醉手术的引进和开展，显示了西方医学明显的治疗效果，也使中国老百
姓对西医的态度由一开始的怀疑、排斥改变为认同、接受，从而促进了西方
先进医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西医传播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办学。1866年，嘉约翰在他开的博济医
院内创办“博济医校”，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医科学校，1879年更名为“南华医
学校”,1904年改名为“华南医学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自己的西医大夫，孙
中山先生就是该校的学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又改名
为广州中山医学院和中山医科大学，博济医院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
除博济医校外，西医传入早期创办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校还有:.‘上海圣约
翰大学医学院”、“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上海同济医工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
学医科、湖南湘雅医学院、广东女子医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沈阳教会医学院、山西川至医学院等。清朝政府在西方科学技术大量涌
入的情况下，为了寻求自强之路，开始开展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
科学技术。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立天津总医院，后改名为北洋医学堂、海
军医学校，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近代西医学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巾国政府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知识的学
咬—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在此期间，我国早期西
医学家韩士鸿(清泉)在浙江创办了“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早期西医学家沈云扉
在上海创办了“同德医学院”。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等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医
学院”。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府对教会医院和学校提出本土化、中国化的
改革要求，加强了对各层次医院和学校的管理，许多教会医院和学校也逐渐改
变从前“以医传教”的作法，把医疗和教学工作放在了首位。可以说，西医医院
和学校的创办，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西医人才，在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下，
西方医学科学技术、医学理念、医学模式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占据了近代中
国医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二、中医抗争
西医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业的引入和创立，最终确立了西医
在中国医疗系统的领导地位。近代中国政府开始设立卫生行政机构，重视对公
共卫生事务的管理。由于中国传统医学缺乏对公共卫生事务管理的经验，所
以，政府公共卫生行政权力被西医所占据。受过西方系统医学教育，接受了西
方科学思想的第一代西医学家，为了促进西医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国传统
医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是不科学的，应废止中医发
展。力主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是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余云
抽。余云}l}在日本留学学习医学期间，经历了日本废止“汉医”的过程。因此，
他认为中国要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效法日本，废止中医。为此，他专门著
书《灵素商兑》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巨著(黄帝内经》发难。他说:“灵素之惑
人，四千余年于兹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认为中医学是“两千年来
传统的神话、古典哲学、占星术、唯心论、主观唯物论和庸俗经验论的杂货店”。
实际上除当时中国西医学界之外，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入侵、百
日维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整个社会环境反封建的浪潮高昂，中国传统医
学也被列入封建迷信的主要对象。像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胡适等，这些革命
的先驱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迫切的革故鼎新，破除封建残余思想支持下，也
向中国的传统医学发起了攻击。特别是发展到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第
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余云帕委员的第十四号提案—(废止中医
案》。消息传开，引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全力抗争，在全国中医药界的努力下，
终于阻止了《废止中医案》的实施。但是，中医办学、行医还是受到了极大限制。
中医在抗争的过程中，也在积极地寻求出路。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一方面
有极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有极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能够通过兼收并蓄
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所以，中国传统医学面对西方医学的冲击，提出了“中医科
学化”的发展之路。著名的老中医挥铁樵和他的学生陆渊雷是“中医科学化”的
代表。陆渊雷在上海创办“国医学院”和《中医新生命)杂志，他说:“不仅欲振中
医于本国，且欲传中医于彼邦也。”
虽然中医科学化道路+分漫长和艰难，至今“中西医结合”仍是医学界一个
没有攻克的难题，但是不能不说以挥铁樵、陆渊雷等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传统
医学家的顺应时代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西方医学家建立起来的“生物医学模式”在为人类健康作出积极贡献的
同时，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大量事实越来越说明，人的致病因素不仅仅是
“微生物”，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
的心理活动等都会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都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因此，世
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
环境适应的良好状态。”在这一健康观念的指导下，现代医学模式已经由“生物
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而中国的传统医学模式更接
近于现代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相信今天中国的传统医学也像中
国的传统文化一样，将受到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和欢迎，相信中国传统医
学对待生命、心灵和健康观念，以及对待社会、自然环境的观念，不仅会为世界
人类的健康作出积极的贡献，也将会为构建世界人类的“心灵家园”和‘.精神家
园”，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医学救国
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抛开中西医之争的话题不谈，面对国家危亡，民族危
机，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表现出“医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并且都积极地参加
了图存救亡的伟大斗争之中，这种伟大的爱国精神是近代中国医学文化的旗帜
和精髓。
1924年9月15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该校校训为:“上医医国，先
觉觉民”。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局势下，从这条校训中我们分明感
受到当时我国传统医学的医学家们，他们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和满腔的报国
爱民热情，他们所思考的已经超越了治病疗疾的医学范畴，而是对世人和当
局发出了深刻警醒。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广东中医
药专门学校立即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组织义勇队声援
抗日。1936年，时任中国国医馆馆长的著名中医学家焦易堂号召中医界在
国家需要时要作好战场救护准备。他指出:“国医之伤科，如跌打、接筋、驳骨
等之功效，确胜西医，惟对于绷带、器械、消毒、清洁、整齐等，不及西医。宜采
长补短……深望各国医学校，迅行设立伤科班，以专造此种人才，备国家之需
要。”“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暴发，各地中医积极组织救护队投身抗日斗争。
在南京的中央国医馆立即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和中医救护大队，收容和救治
前线伤兵员;在上海成立了中医救伤医院和国医药界救护队;在湖北成立了
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在江苏对全省35岁以下的中医进行消毒、防毒、
外伤、野战救护技术培训;在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光汉中医专门学
校”都开设了战伤救护系列课程，培养战伤救护骨干，广州中医界还组织跌打
医生北上救护团上前线服务。由于战争爆发，西药来源匾乏，在这种情况下，
中医药界为了保障战场救护需要，积极改进中药制造，不仅保障了战场的需
要，而且还对在战争环境下防治疟疾、霍乱、痢疾等传染病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同样，在政治腐败、外强入侵、民族危亡之机，一批有进步思想的中国青年
希望能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救国救民，我国早期的西医学家大
都抱有医学救国的理想。伟大的民族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年轻时去香港学习
西方医学，学成在从医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学医虽然能给人治病，却不能给国家
治病，如果国家之病不除，腐败的清朝政府不推翻，国家就没有希望，人民就没
有出路。因此，他才弃医从政，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伟大的文坛巨匠鲁迅
先生早年也是抱着强健国家体质的理想赴日本学习医疗，但是当他在日本感
受到一些中国人思想之麻木，思想之病更甚于身体之病时，才决心弃医从文，
试图用文字来唤起国人觉醒。但是，还有很多人未改初衷用学到的医学知识
为国家效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西医一方面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办学办院培养人才服务民众，一方面积极投身抗日
救亡运动。
比如，创办中华医学会并担任中华医学会第一任会长的我国著名医学教
育家颜福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动医学
院校的广大师生和医院的医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奔赴抗日的前方、后
方，为伤病员服务。他指出:“在此抗战时期，不论对于前方之战士，及后方
之民众、难民，均需有卫生医疗救护防疫等措施。因此医师、护士等各项医
事人员，至为重要。唯此项人员原属为数有限，必致求过于供。故在战时，
必须依赖各医学教育机关以最短之时间，产生最多数量之医事人员，以资
源源供给。”他还指出:“各医学院校，在战时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之工作。
一方面对于前后方所需要医事人员，须从事造就，而不得避免责任。同时
一方面须多方设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学生及设备以期于战时终止后，
借以恢复固有之基础。上述两种工作，相关至切，宜有详细之考虑严密之
注意。如顾此失彼，即不能贯彻其应负之使命……”可见老一辈西医学家
的爱国情怀。
再比如，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个华人教授、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
授兼系主任，当时就已经蜚声国内外的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把家人送去新加坡，又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站。救护
站不仅进行战场救护，还办战伤教学学校和训练示范病房培养医务人员。据统
计，战争期间林可胜组织的训练班培训了15000多名医疗技术人员，先后派遣
100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并在5个战区设立分站和临时医院救治伤病员，
大大阻止了战斗减员。林可胜为了解决前线医疗药品器材紧缺问题，还开办药
品器械工厂，保障战场急需。在抗战期间，他领导的医疗救护总站被称为战时
最大的医学中心。救护总站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援和
帮助，为其募捐大量捐款和医药物品。爱国华侨陈嘉庚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
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对救护总站的工作颇为赞许，主动承诺每月由“南洋华侨总
会”捐助一万元给救护总站。1942-1944年，林可胜还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征
缅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创立军医中心教育制度，为中国军队培训自
己的军医。
颜福庆、林可胜是我国学习、传播和研究使用西方医学的先驱，也是我国老
一辈西医学家医学救国的典型代表。像他们这样具有强烈爱国思想，抱着医学
救国理想从事西医学学习、研究和实践的西医学家还有很多很多，正是他们不
仅把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传播到了我国，使之成为我国医学发展进步的主流，
而且从一开始就给这一外来医学注入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浓厚的民族感情。
可以说医学报国的理想，伟大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感情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西医
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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