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语文教育和教学问题，叶圣陶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是，他曾经作过声明，说他和他的合作者们所谈的一些意见，所作的一些设想，尽管有许多是依据实际经验的，但也有些是“假定了一些条件”的，比如“学校纪律相当好”，“教师肯负责地干”等等，因此“从这方面看也就不免还是些理想”（《国文教学·序》）。这些话，我认为不是故作谦辞，而是说出了一种实情。因为，当人们在议论某种教学原则是不是合理，某种教学方法是不是有效的时候，一般地说，总是把学校的校风学风怎样，教师的责任心和业务水平怎样等等，暂时搁置不论的。而在事实上，任何原则和方法一旦运用于实践，就必然要受一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所制约；其中尤其是后者，即教师主观条件的制约。

所以，叶老在他著名的《语文教学二十韵》里，开头第一“韵”就说：“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也就是说，教学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可以千变万化，不必要也不应该强求一律；但是，无论什么方式方法，要真正能使学生获得实益，归根到底还得靠执教者处理得当，应用得法。这里就接触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任何学科，包括语文学科，要真正提高教学效率，要真正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关键还在于提高教师本身的素养。“染黄则黄，染苍则苍”“名师出高徒”，这些话仍然是朴素地反映了教育和教学规律的名言至理。

叶老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精深造诣的大教育家，对于这个带有规律性的关键问题，从来都是高度重视的，曾经在讲话、文章和书简中多次论及，告诫恳切，语重心长。

叶老认为，教师的素养最根本的一条是高度的责任感。他说：“讨论教学技术，无论如何精当，若是教师不负责任，不肯干，也是枉然。”因此，“教师得先肯负责任，才能谈到循循善诱，师生合作。”（《国文教学·序》）

教师的这种责任感和教学积极性从何而来?首先来自对教学工作本身的意义的正确理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吴伯箫同志生前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教师是树人的人。树谷，树木，有所谓农艺，园艺，是劳动，也是艺术。树人是更辛勤的劳动，更精湛的艺术。教师的神圣职责是培养人，教育人，所以被称誉为‘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岂止像韩愈在《师说》里说的‘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教人怎样做人。”（《特级教师笔记·序》）这里就提出了教师所肩负的神圣职责问题。早在20年代，叶老就通过自己的著名长篇小说《倪焕之》，提出了他对于教育工作的独到见解，他说：“教育事业是要养成‘人’的，──‘人’应该把他养成怎样?──这非有理想不可。”叶老要求每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不仅要明白自身工作的意义，明白教育的目标在于把新生的一代培养成合乎社会需要的“人”；而且对他所致力培养的，究竟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又应该怎样去培养，心中都得有根权衡的标尺。这标尺就是教育工作者的理想。每个教师都应该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灵魂工程师，而不是那种单纯满足于捧着课本传授一点书本知识的教书匠。

叶老在旧中国的教育界耕耘几十年，始终感到这种肯负责任的教师在那时“真是太少”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间，由于党的教育，由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真正有理想、肯负责的教师是越来越多了。但也还有身在教育岗位而心不安于位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必然要影响到工作，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对此叶老是十分关切的。他在给一些教师写信的时候，就常常这样诚挚地说道：“来书又谓专业思想巩固，我深感欣慰。教学工作大有可为，专意为之，贡献至大，其乐无穷。”“语文教学之提高，与教师之水平关系至巨。……故教师不断提高其水平，实为要图。而不断提高之原动力又在于思想政治也。”他希望所有教师都能在“服务为新民”的共同目标下真正负起责任来，做一个忠于职责忠于学生的热忱的教育工作者。

肯负责任的另一个前提，是对自己的工作有浓厚的兴趣，乐此不倦。兴趣，固然可以由一种理想或者信念产生；但持久的兴趣，往往来自对工作本身的规律的钻研，并在钻研中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叶老在《倪焕之》里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有趣味，肯钻研，必然无疑是好教师。”而趣味和研究又是相辅相成的：“说难得做的事情有新鲜的滋味，不就是说事情做惯了滋味会减少；不论什么，要尝到深浓的滋味，一定在钻研很久之后；音乐是这样，绘画是这样，教育事业何独不然。”只有这种从持久的、不懈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兴趣，才是推动工作、促进工作的动力。所以，对于那些因为工作中有所获益而去信向叶老请教或汇报的教师同志，叶老总是热情给回信，或表示“深感欣慰”，或因对方能“怀此大愿”“而深表敬佩”等等，给予鼓励。

肯负责任，在今天就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是教师素养的核心。但是光有责任感，光有搞好教育和教学工作的强烈愿望，而缺乏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学识和才能，也还是不能保证工作的确有成绩。所以叶老在更多的场合谆谆告诫教师的，是要增加“本钱”。这“本钱”是什么呢?他说：“教师之所必须自励者，一则自己善读善作，心知其所以然，二则能真知语文教学之为何事（如何以须教学生阅读、何以须教学生作文之类），而不旁骛耳。”（《书简·三六》）这二者就是语文教师的“本钱”。

所谓“真知语文教学之为何事”，就是指真正掌握语文教学的规律，真正懂得语文教学的性质、任务、目的要求等等。叶老认为，这是语文教师必备的素养。综观叶老所写的大量语文教育论著，绝大多数都是从各个侧面来阐述和剖析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的。而在他看来，旧中国的语文教育界真正懂得这些规律并切实地按规律去施行教学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自己在教语文而竟“不知语文教学之为何事”的，却的确大有人在。他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学国文教师”，把当时中学里那些“不知语文教学之为何事”的教师的种种表现，归纳为七类，一一加以详明的解剖和评述。在文章的最后，叶老恳切地指出，这些教师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错失，无非是因为“对国文教学的认识差一点”。也就是说，他们对语文教学的规律缺乏了解。

其实，叶老说：“国文教学并不是一件深奥难知的事情，只要不存成见，不忘实际，从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国文这一层仔细想想，就是不看什么课程标准，也自然会想出种种的实施方法来。”（《中学国文教师》）这里，他提出了“真知语文教师教学之为何事”的三个带有关键意义的问题：一是“不存在成见”，就是不被封建的传统教学方式所束缚，不因袭旧的习惯而不思改革，这是真正去洞悉和把握语文教学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二是“不忘实际”，就是始终不脱离学生的实际，不脱离学校各种条件的实际，不脱离语言运用的实际等等，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力戒盲目性和主观主义。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主观的、盲目的设想和行动，都与规律不相干，都会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三是“从学生为什么要学国文这一层仔细想想”，就是要始终清醒地想到，学生在中学里学习语文究竟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学”的问题，直接关系着“学什么”和“怎样学”，也直接关系着“教什么”和“怎样教”，因此是决定教学领域里的其他一切问题的枢纽。叶老指出的这三项，是我们提高自身的素养的时候所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语文教师教的是语文，教的是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除了必须懂得教育和教学的规律以外，还必须有扎扎实实的语文专业知识和纯熟的听说读写能力。

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曾经活跃过一批具有历史性影响的优秀语文教师，如爱国女学时期的蔡元培，北大预科的刘半农、沈尹默，北京黎明中学的鲁迅，杭州浙江一师的李叔同、陈望道、夏丏尊，吴淞中国公学的叶圣陶、朱自清，上虞春晖中学的郭绍虞，立达学园的丰子恺、陶行知、方光寿等等，都是一代著名学者和文章高手，他们本身的道德文章决定了他们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他们在传授知识、塑造心灵方面的卓越成就。在80年代的今天，那些被誉为语文“特级教师”或“优秀教师”的同志，他们尽管各有自己教学的风格，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知识丰富，善读善写。上海市特级教师于漪，大学专攻教育，开始教中学历史，后来改教语文，文史相通，更兼勤奋自学，在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方面终于达到了无愧于“特级教师”称号的水平。罗竹风同志说她：“以有限的业余时间，在人类知识长河涉猎面之广，简直是令人吃惊的；像海绵吸水，像磁石吸铁，如饥似渴地探索和开发知识的宝库。”（《中学语文教学探索·前言》）上海市嘉定二中特级教师钱梦龙，读书只读到初中毕业，却通过自学把自己的实际水平提到超越一般大学本科毕业的程度，他能诗善文，文思敏捷，诗情横溢，无论是语体还是文言，都能落笔成章。北京特级教师连树声，大学专攻中文，而且具有俄语和英语的笔译能力，从教三十多年来，写作和翻译的文章和专著已有五十余万字。辽宁特级教师欧阳黛娜，不但具有丰富扎实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写得一手饱含着革命热情的好文章，她在《特级教师笔记》里写的那篇《相长篇》，体会深切，感情饱满，文字明丽而流畅，被吴伯箫同志赞誉为“值得欣赏”的“文学作品”。实例不能也不必尽举，一个结论是可以无疑的：教学决不是纯技巧的玩意儿，它一定要以教者本身的丰富知识和深厚功力作为基础。叶老之所以强调“教师增加本钱，最为切要”，原因正在这里。

从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来考察，叶老对教师的要求似乎更侧重在后者，就是要求“善读善写”。因为中学阶段，对学生的要求主要是培养和提高读写能力，那么，相应地，教师自己必须精于读书之道，谙于写作之法，这才有可能去实施这种“培养和提高”的工作。诚如叶老所说：“惟有老师善读善写，乃能引导学生渐进于善读善写。苟非然者，学生即或终臻善读善写，断非老师之功。”（《书简·六》）老师读写都不通，学生即使用心刻苦，把老师的全部解数都学到手，最终还是半斤八两，落个不通了结。这是凭常识就可以明白的道理。

这里的“善”，当然不是不切实际地要求高水平、高标准。比如读，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具有为某种需要而广泛阅读，并从中搜集各种有用材料的能力；要具有翻查各种工具书自行索解疑难的能力；还要具有深入研读文章、书籍，进而吸取其精华、发现其错失疏漏的能力，等等。这是一般专业理论工作者都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当然，对一个语文教师还要有一些特殊要求：他必须对阅读的规律有足够的体会和理解；他还得兼有演员或广播员的素养，即能用普通话朗读文章，并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文章的思想感情，使文章内在的力量能震慑学生的心灵。至于写，叶老曾说：“所谓善写，非为饰美，务切实用，工作所需，生活所遇，咸能畅达，斯为善矣。”（《书简·三四》）也就是说，语文教师的写作能力不在求美而在求通，凡属生活中需要用到的那些实用文章都能写得畅达而合乎规格；同时，在经常的写作实践中逐步领悟写作中的甘苦，通晓写作本身的一些规律。总之，所谓“善”，无论读还是写，都是指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语文教师的这些素养，是应该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培养和提高的。培养和提高的决定因素在自己的主观努力。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实绩；而高度的责任感和对学生的深厚感情是努力提高自己素养的最重要的内在推动力。比如叶老要求无论是读书还是作文，教师都应该经常亲自“下水”，这就需要下决心，有毅力，才能真正做到。此外，当然还需要客观上提供些条件。叶老说：“近年教师们人人自奋，都切盼做好本职工作，可是时间不多，条件不甚具备，进修提高还不怎么方便。”他希望负责教研工作的部门能“特别致力于帮助教师们的进修提高，使语文教学迅速改变少慢差费的毛病。”（《书简·三五》）

对于帮助语文教师进修提高，叶老曾经付出过巨大的辛劳。综观他几十年的劳绩，有几个方面的工作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提供各种切实有用的教学参考读物，包括《作文法》《文章例话》这类有关读写知识的书籍和《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这类具体阐明教学方法的书籍等等；一是编辑各种交流语文教学经验、探讨语文教学规律的期刊，如《国文月刊》《国文杂志》等等。对于上述两类材料，叶老都要求编得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他不赞成给教师提供那些不需思索随手就可以抄摘下来去应付教学的东西，认为这些东西只能助长一些教师的依赖性，对切切实实提高业务水平和语文素养毫无益处。他在提高语文刊物的编写工作时曾说：“办这类刊物目的在于互相启发，大家都能吸取别人的意见和做法，使自己不断提高。……假如只有反反复复发表些大同小异的‘课文分析’，请恕我直说，有些老师会认为很好，可以省事，而另外一些老师却觉得看了毫无所得，终于不想看了。”（《敬祝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可见，为“省”教师的“事”而编写的读物，除了一般工具书外，恐怕可以这样断言：大都是与提高教师素养不相干的。此外，为帮助教师们进修提高，叶老还热心提倡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研究活动，尤其是各校教研组的研究活动。研究语文教学如何改进，语文教师责无旁贷。如何研究?“个人研究总不及集体研究，学校里已经恢复了教研组，集体研究就很方便。几个学校的研究组互相联系，交流研究和实际的结果，那是集思广益的好途径。”（《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这种研究和交流，旨在集思广益，达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而不是图表面上的热闹，也不是求教学方法上的划一，更不是为了看某个教师纯粹为“表演”而开设的那种“观摩”课。

*　原载《教学通讯》文科版198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