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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建设标语—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图片编号： XX038-080	图片尺寸：500mm*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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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建设标语—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读孟子

阅读《孟子》，首先要了解孟子其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特点。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影响甚大的儒者。《孟子》一书虽然并非全由孟子所作，却也能够代表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风格。

　　孟子的生平事迹，见于《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这篇列传，包括十几个人，始于孟子，终于墨子，是一篇战国学者的合传。重点是孟子和荀卿二人。司马迁对孟子尤其尊重，开头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

　　据这篇列传，孟子的生平事迹大致是：孟子，鲁国邹(现在山东省邹县)人，为子思(孔子孙孔)的弟子(一说是再传弟子)。他曾经去游说齐宣王、梁惠王，都没有成功。晚年回家和他的弟子万章等著《孟子》七篇，记录他的思想和政治言论。

　　不管孟子是受业于子思，还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都算是孔子学说的嫡传，是继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大师。朱熹《中庸章句序》称孟子受学于子思，而子思受学于曾子。曾子是孔门之学的重要继承者，《孟子》一书称述曾子之处也较多，说孟子之学源于曾子，也未尝不可。

　　孟子继承了孔门这一派的学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太符合社会实际了。当时最合时宜的，是兵家、法家和纵横家。孟子对这几家是深恶痛绝的。尽管如此，孟子却无法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退而著书，实不得已。

　　《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理想的一个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尽心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可变置。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

孟子说：“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的历史任务交给这
个人，一定要首先磨难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络骨
骼，饥饿他的肉体皮肤，空匮疲乏他的身体，所作
所为总是被干扰搅乱，借以撼动他的心志使他性情
更加坚韧，以增加他原来不具备的能力。